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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省信访局机关学习十九大心得体会获奖作品】主动服务大监察体系,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

发表时间:2018-02-28 11:02:00 作者:



11人足球网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:“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,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,组建国家、省、市、县监察委员会,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,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。”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,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。信访工作积极对接服务大监察体系,是逻辑的必然和现实的需要,本文作粗浅探讨。

一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和重大历史意义

当前,我国反腐败机构具有多样性,分别是党的纪律检查机构,行政系统的监察机构、预防腐败机构,检察系统的反贪污贿赂、反渎职侵权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。这种分治体制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,并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是,现行的反腐败体制存在着主体多元、力量分散、职能重叠、边界不清等问题,难以形成有效的反腐合力。此外,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,对职务犯罪案件自行侦查、批捕和起诉,缺乏外部的监督和制约。成立各级监察委员会,构建集中统一、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,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,是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十九大报告关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提法意义重大,既表明了中央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,又明确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最新路线图。为了确保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顺利进行,党中央对此坚持积极坚定、审慎稳妥的科学态度,正确处理了改革与稳定的关系,并没有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,而是采取试点先行、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,避免对现行政治体制和社会稳定造成冲击。

2016年12月25日,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决定:在北京市、山西省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。从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试点取样考量来看,浙江、山西、北京等三省市各有其代表性。浙江是一个民营经济发达地区。中国改革开放曾经伴随一个命题:“腐败是不是改革开放的润滑剂,民营经济是否天生带有原罪?”要重视民企的贡献,处理民企的副资产、副能量问题,不要纠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民营经济的“原罪”问题。中国经济下滑的重要因素是民企不投资,浙江必须考量民企与腐败的关联问题。山西是资源依赖型与国企垄断型的省份,是腐败重灾区,在山西试点可以积累相关反腐败的经验。北京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,反腐败机构通常面临政治地位、政治能量都高于自己的腐败组织和个人,在此种情况下如何反腐也要通过试错积累经验。在认真总结以上三地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,2017年11月,全国各地推开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。目前各地陆续选出监委会主任,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并开展工作。

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,创设各级监察委员会,拥有与“一府两院”相当的政治地位,是构建四梁八柱的大改革,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一大尝试,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。这项改革不拘泥于西方宪政经验的条条框框,也不沿袭传统的御史制度,不照搬香港廉政公署制度,内容涉及修宪和相关法律的制定修改。目前改革没有等相关法律通过已经在全国铺开,与立法工作同步进行,步伐迈得很大。专家认为,如何整合监察力量,不仅是具体操作问题,同时也需要突破一些制度性的框架,特别是法律所设定的框架,整合涉及职能调整和法律规范的调整问题。同时,监察委员会拥有哪些监督调查的相关权力也需要修订法律来明确。这项改革的大步推进,得益于十八大以来全党核心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时代意识、改革意识的增强和统一,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和巨大的改革勇气、宏大的政治格局。

二、大监察体系与信访工作关系紧密、相得益彰

纪检监察工作与信访工作都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,有长期的实践基础和丰富合作经验。

(一)信访举报长期以来是纪检监察工作主要的线索情报来源。违纪违规线索情报获取主要有两条途径,一种是被动接受信访举报,一种是主动出击巡视巡察。王岐山同志强调,信访举报工作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重要的基础性工作,是纪检监察机关获取问题线索的主要来源,是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反腐败工作的基本途径。信访举报数量大、内容丰富、时效性强,在提供信息服务方面具有独特优势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中央纪委突出强调发挥信访举报信息反映的作用,改变原来亲力亲为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做法,腾出时间、集中精力对信访举报情况进行分析研判。通过及时提供深层次、高质量的信息,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决策提供重要参考,推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。中央纪委还向一些系统、行业和地区提供有针对性的信访举报情况分析,不仅促使信息反映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,还推动了专项治理工作的开展和相关法规制度的修订完善。2015年,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281.4 万件次,同比增长3.4%,其中检举控告176.9万件次。2016年,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253.8万件次,处置问题线线索73.4万件。2017年,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273.3万件次,处置问题线索125.1万件。我省省一级信访部门2017年登记纪检监察类来信来访1800件次,其中转送省纪委群众来信举报件248件,省纪委在省人民来访联合接待中心接待纪检监察类来访1552批、3158人次,批次、人次同比增长156%、190%。2017年省纪委牵头了扶贫领域、讨薪讨债、环境保护、安居工程等信访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活动,取得了较好的政治效果、纪律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。

(二)信访是监督大监察体系依法依规运行的重要力量。国家监察机关是对国家公职人员进行监督的机关。但监督者本身也应该接受监督。因为监督权同样是一种公权力。任何公权力,如果没有监督和制约,都必然滥用和腐败,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规律。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,监察委员会将拥有较之此前行政监察机关更大的监督权,监察委员会亦将面临权力膨胀与滥用的质疑,故而对监察委员会施以相当的制约与监督自属必要。从监察委员会目前的设计来看,监督自然应包括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、人民群众的监督、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监督,以及国家监察机关的自我监督。所以信访可以对监察工作本身进行监督,也体现了人民监督和群众监督。监察委虽然不是行政机关,但同时具有行政、司法等混合权力,具有广义行政行为的性质。因此,人民群众包括被监察对象通过信访渠道提出诉求,是应该认真设计程序和引起高度重视的。也因监察委不是司法机关,信访对其进行监督,并无违司法独立原则,也无违诉访分离的工作原则。

此外,从目前的改革情况看,对于效能监察是否被纳入大监察体系的职能还不是很明确,那么信访工作就要及时顶上,及时反馈处置这方面的投诉,确保改革平稳顺利。同时,大监委和大信访各有侧重,大监委更侧重于从个人行为角度实施监督,更侧重于追究个人的违法违纪行为;大信访更侧重于行政行为的监督,包括所有的机关行为(涉法涉诉问题也有专门的信访机构)。两者结合,能够相得益彰。

三、信访工作服务大监察体系的切入点及自身改革展望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,信访工作如何适应要求并做到积极有为,需要认真研究当前的时代背景。一是信访矛盾诉求变化的大背景。随着经济建设领域取得长足进步,赤贫困难群众逐渐减少,各项社会兜底保障制度基本覆盖,个体性的信访利益诉求将逐步减少。各项改革中的历史性遗留问题已基本化解,或者说基本已成定论,无太多争论价值。信访制度的兜底价值和社会矛盾缓冲器作用可能会减弱,具备了升级服务的基础条件和客观需要。二是全面推进法治的大背景。随着法治理念的逐渐养成,各项司法执法程序更加严格,野蛮侵权行为会逐步减少,相应的信访投诉会减少;信访依法分类处理严格规范,能够更加科学地分流处理信访事项,信访部门自身承办信访事项的工作压力会有所减轻,超脱出来后将更加注重 “转”和“督”。同时,信访制度由于自身的内卷化发展,长期在工作方法上兜圈子,不能完成制度自身的进化。理论上“存废论”“强弱论”争论不断,思想难以统一,信访立法工作步履艰难,法律支撑与信访工作实践之间的张力巨大。此外,信访问题的产生根源,不在于信访制度设计本身,而在于国家治理困境,简言之即,信访问题不是信访部门产生的问题,单靠信访部门解决不了信访问题。

而大监察恰好具有与大信访有天然相通点:一是覆盖范围广泛上相似,大监察的覆盖范围是所有公权力行使者,大信访的覆盖范围是党政军人大政协、各群团乃至基层自治组织,涉及各行各业各领域。二是职权行使上有一定相似,都是行使监督职能。因此,信访制度向大监察体系靠拢,是很好的发展方向。如果能够融入大监察体系,信访部门的监督手段能够极大丰富,监督权威和工作效率将极大提升。

所以,发展的思路有二:一是与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、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方式类似,整体转隶;二是仍然保持独立性,但要加强承接服务功能。同时,大监委接收信访部门也存在两大顾虑:一是信访诉求越来越利益化,尤其是政策性利益冲突,与反腐工作距离较远;二是北京维稳劝返工作任务繁重,时常运用超常规手段,需要牵涉大量精力,可能影响反腐“主业”。

目前,改革仍在试点当中,制度尚未成型。此期间信访部门主要从三个方面做好服务对接:一是收集筛选案源线索。信访作为大监察的重要手段和渠道,收集转交各种案件线索,特别是群众关注的焦点和敏感点问题。二是承接大监委初步调查后定性为非案件的事项后续督办处理。三是参与对监察效果的评估测试。通过群众对信访举报件办理的满意度评价,为衡量评估监察工作开展情况提供重要参考。

大监委是大创新,目前在制度上还有很多需要探索、设计和调整之处,也正因如此,信访与之联结的空间和可能性目前尚未固化,探索的理论价值很大,实践指导意义也很大,需要我们去努力争取。